田酉如:研究抗战史50载
2016-03-14 10:14:59 来源:《山西日报》文化周刊   点击:


田酉如先生在书房

  1937年初冬,八路军129师从陕北跨黄河,穿过吕梁山,挺进太行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山西有一位七旬老人,用50年的时间去考证、研究这段伟大的历史

  〖核心提示〗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墙铁壁,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1937年初冬,风雨如晦,英勇的八路军129师从陕北跨黄河,穿过吕梁山,挺进太行山,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太行山人民唱着这样雄壮豪迈的歌声将自己和亲人送到战场,在这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屏障中,我们的党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建在了这里,太行山成为了华北地区抗战的中枢。巍巍太行,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人民创造了历史。

  在山西,有一位七旬老人,他用50年的时间去考证、研究这段伟大的历史,他叫田酉如。国庆前夕,笔者再次电话采访这位老人。

不忘初心

  田酉如说:“我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沐浴了新中国的阳光,受党恩惠多年,没有我们的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立志从事党史研究。”

  1948年,晋中地区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这里仍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这年,田酉如4岁,父亲远在东北,兄长参军入伍背井离乡,家里只剩祖母、母亲、他和幼小的 四姐。阎锡山的部队征兵征粮,对于家徒四壁的田家便有着“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苦难与无助。又一次征军费,又一次征粮,又一次逼迫,家里的东西都顶光了,母亲被抓到了作为村公所的破庙,带着离不开母亲的他。几十年过去了,他仍记得那个庙里的黑暗、秸秆和柴草的湿冷。趁着夜色,母亲领着他逃出去了,从段村跑到了文水东北安村,那是母亲的娘家,“狗腿子”告密,幸得好心的邻居用高粱秆把他娘俩藏起来,躲过了一劫。不久,晋中战役打响了,徐向前的部队解放了晋中,解放了他们全家。恰逢夏收,老百姓饿了可以随便去地里拾麦子来吃。解放后,他家分得了25亩地,但家里没有劳力,只靠3个老中幼女人和尚不懂事的 男童,无力耕种新分的土地。但因他家是军属,村里组织帮工队帮助春种、夏锄、秋收。“是中国共产党把我们全家拖离了死亡线,我从小就对我们党有很深的感 情,这份情谊埋下了我未来从事党史研究的种子。”田酉如回忆着说。

  田酉如说,自己在历史启蒙阶段接受的就是红色教育,是抗战史。在交城中 学读书时,田老的班主任冯松年曾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工作,校书记成鸣岐是抗战时期牺盟会的老干部。跟随这两位老师,他开始深入学习《毛泽东选集》。1965年,田酉如考入了山西大学政治系,在那里,他接触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和毛泽东著作课这两门课程。学习中他发现,抗战时期,八路军陆续在山西建立了4个根据地: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根据地,并以这些根据地为基础向外扩展建立起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同时,在《毛泽东选集》中,有许多有关根据地建设的重要论述,因此他渐渐开始对地方史、党史产生了兴趣。在省委党校的院子里,大一学生田酉如在图书馆的书架里穿梭,阅读了大量诸 如《党史资料》《红旗飘飘》等书刊,开始领会到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对社会性质改变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过,这样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因为“文革”被中断了。

板凳要坐十年冷

  1966年5月,学校停课了。田酉如作为第一批进京的红卫兵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10月份回到学校却被批为“保守派”,遭到了排挤,“让我坐冷板凳,那我就做冷板 凳上该做的事。”于是,马年末,羊年初,田酉如开始钻进书斋,研究抗战史,以学者的姿态一坐就是五十个春秋。

  当时提倡教育改革,大学生要 了解社会,借此机会,田酉如和三四个同学一道,以“将革命传统品质融入到教育改革中”为课题开展调查,采访了四五十位曾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老干部,了解了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与场景,在此过程中他愈发明白了共产党如何在抗战中发展并成为中流砥柱的。由于当时诸多老干部被批斗,他们的采访要避过造反派的干扰,有时不得不躲到无人找到的地方,常常是在黑黢黢的地下室里,几个年轻人听那些老共产党员谈理想信念、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也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口述资料。

  1969年,九大召开的前一两天,田酉如被分到省军区农场锻炼,在部队里做炊事员,种菜、养驴、烧砖, 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仍然手不释卷,他说那时候真的是逮住什么读什么。毕业后,田酉如分配到榆次一中工作,这里藏书较为丰富,教书之余他有大量的时间通读了中国古代史、世界通史以及关于共产国际、“马恩列宁”的著作。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在长期的积累下,他写成了50万字的《山西抗日根据地概况》,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那年,田酉如只有35岁。他将这本打印的初稿送给老干部、学者,请他们指导,得到了老干部和史学专家的好评。专家建议他选取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研究,比将山西四块根据地进行研究更有价值。他听从了专家的意见,集中精力,从事太行根据地历史的研究。

十年磨一剑

  研究太行根据地的历史,从资料的搜集到书籍的付梓,田酉如一共用了近十年的时间。

  1979年到1981年的3年时光,田酉如是在档案馆里度过的。他在省档案馆查看档案(1937年至1949年),有80余卷,500多万字,将有关太行山根据地 建立、巩固、发展的资料细读、复印、记录,细致到各个分区、重点县村、边区政府、群众团体、军分区的人事档案、文件、文书、会议记录。除此之外,他常去北京中央档案馆查看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太行分局有关太行根据地的档案,到中央军委档案馆查看有关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及129师的历史档案以及当时领导人之间的信件与电报。

  除了翻阅档案,他还登门拜访当年在太行工作过的老干部,如在太行根据地任区党委书记时间长达10年的李雪峰和最 后一任区党委书记陶鲁笳、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等。头一天写好提纲,第二天去家里采访,晚上整理,第二天再采访,一天又一天,从白天聊到黑夜……田酉如回忆,仅李雪峰家的午饭他吃了有十多天。这个30多岁的党史研究员在与这批革命干部的交谈中,除了了解到了档案中看不到的历史细节,还深切感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信仰,他从这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信念,从他们的经历中学到了那种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调查研究精神。这些老干部谈起战火硝烟的年代,带着那种对光辉往事的追忆,滔滔不绝,给田酉如提供了详实生动的口述资料。但有时候回忆是靠不住的,老干部的口述会与档案有出入,熟悉档案资料的田酉如直接指出,老干部会不服气地说:“当年建设根据地的可是我们,我经历的还能记错不成?”田酉如就又拿着档案让当事人看,一定要让口述和档案对应起来。不止一位当事人最终对他感慨:“小田,你竟然比我清楚当时的情况。”田酉如说:“考证历史离不开原始档案,也离不开当事人的叙述,我像个律师,给历史从档案里找证据,又是侦探,寻找历史的真相。”

  每采访到最后,采访对象都会给他提供另一条线索。李雪峰帮田酉如联系到陶鲁笳,陶鲁笳又帮他联系到池必卿,池必卿又推荐戎子和,戎子和又介绍张磐石……就这样,田酉如采访了陶希晋、杨献珍、贾云标、霍泛、武光汤、杨殿奎、陈锡联、李德生、秦 基伟等涉及党、政、军、人民群体、媒体等方面的当事人共100余人。在这样的积累下,田酉如一边查阅档案资料,一边采访,一边撰写和编辑书稿。

  1987年7月起,《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等15部太行丛书陆续出版,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该书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古德曼曾越洋来找田酉如交谈并邀请他赴澳交流,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内田知行也曾为此书而来中国找田酉如探讨。由于田酉如研究占有资料之丰富、考证之严谨,他被公认为国内太行根据地史的专家。

  2011年,田酉如从岗位上退下来后,每天继续研究 太行根据地历史,他说这是他一生所坚持的。田老家中陈设简单,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家具和老书,走进他家就感受到一种岁月与年代带来的宁静与崇高,是历史的积淀、是知识的积累,是涵养的深厚。这位谦逊淡泊的老人在书斋继续着研究,书一页页翻,笔记一页页做,文章一字字写,一生坚持做一件事。在这个颇显浮躁、追求速度与数量的社会,这种老派的治学态度,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个后生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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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酉如微档案

  田酉如1944年10月生于交城县段村。1965年4月在交城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晋中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员、晋中社联任专职副秘书长、晋中地方志办公室任专职副主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课题组长;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任处长、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任当代山西研究所副所长、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任二级研究员。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

  主要成果:《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太行革命根据地历史丛书》《彭真传》《彭真年谱》《彭真传略》《彭真主持东北局》《天下之脊——刘邓大军征程志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当代山西简史》等。

   (黄忻渊)

2015年10月14日《山西日报》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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