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之路
2018-05-15 08:42:50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萧冬连    点击:

  〔摘要〕中国是第一个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成功实行市场化转轨的国家,然而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是一个决策者放手、地方试验和民间突破的互动过程。体制外经济力量的成长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构成,造成不可逆转的形势,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从某种角度说,“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当然,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每一步突破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在历史关节点上,邓小平的决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改革试验时,社会主义改革已成趋势。然而,由于受到普遍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通过渐进改革实行市场化转型,鲜有成功的先例。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体制崩溃,而且推动了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出现所谓“中国奇迹”。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模式”的解释很多。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陷阱的机会。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作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然而,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进行过渐进改革尝试,事实上,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苏联、东欧进行了三波改革,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没有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迫使决策者转向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体制崩溃。鉴于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转向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结构性因素。诸如:(1)改革初期,中国劳动力75%在农业部门,苏联75%在工业部门。中国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高增长率可以通过将农业劳动力转到工业中去的办法取得。(2)苏联已将社会保障网扩展到城乡全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享受保障的是占劳动者20%的城市劳动者。这使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3)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毛泽东时代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大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4)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5)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散居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中有许多企业家,这些人是重要的知识与投资的来源,起到中国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6)毛泽东时代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得以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这种政治和组织资源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又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7)苏联民族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中国90%的人口为汉族,民族同质性降低了改革进程的国家分裂风险;等等。

  这些分析是有启发性的。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

  最初的改革探索

  最初的改革思路比较简单,就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搞活经济。充其量是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以增加计划经济的活力。据袁宝华回忆,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就开始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国有企业扩权试点上。整个80年代,政府在国企改革上作了一系列的摸索,先后试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等不同的办法,寻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同时,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外贸、物资等领域作了相应变动。

  放权让利是以往经验的延续,实质上是重拾《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前后的一些想法,不同的是放权的范围扩大了。为调动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对于以追求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个政策把人们积蓄已久的趋利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

  另一个思想亮点是,对市场作用的重新估计。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百年潮》1999年第11期。)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陈云年谱》(下),第238—239页。)。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邓小平讲的与陈云讲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理论模板。不同的是,邓小平的思想更具开放性。

  在经济学界,讨论也向前推进了一步。1980年初夏,薛暮桥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份讨论中的文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彭森、郑定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16—18页。)这已经超越了放权让利的界限,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主张。他的话给赵紫阳很大影响,但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5—376页。)最初的放权让利改革激发出经济活力,也引出了体制磨擦,1979年、1980年连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80年底,在中央确立经济紧缩政策的背景下,陈云提出“重调整,缓改革”,改革服从调整。由此引发出关于经济改革的第一场争论,“计划取向”的主张在政治上占居上风,“市场取向”的主张受到批评。从总体上看,决策者的改革思路,没有超出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加计划经济活力的框框,它的形象比喻就是“鸟笼子”经济(1982年底、1983年初,陈云多次把实行统一计划与搞活经济的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他不主张把鸟在手上捏死,但坚持要有个笼子,笼子可以有大有小。参见《陈云年谱》(下),第309、311—313页。)。

  体制外力量的成长

  中国经济改革被称之为体制外先行的改革,但改革的重点从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恰恰是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办法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据袁宝华回忆,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就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国有企业扩权试点上。整个80年代,在国企改革上作了一系列的摸索,先后试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等不同的办法,寻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同时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外贸、物资等领域作了相应变动。这些改革至少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肢解了旧体制,二是释放出市场空间。国有企业的身子虽然还在计划体制内,但它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市场。不过,80年代的国有部门改革总体上没有取得突破,经济改革的真正突破发生在非国有部门。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说:改革的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几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经济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是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351—352页。)。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2000万人待业,是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波及21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返城大请愿”已经引发了某种动荡(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0页。)。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从允许到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1978年3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可以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正式提出,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明确地把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与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联系起来。)。在城乡个体经济中发展出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它的出现却不像个体经济那样顺利。这里又触及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开始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5个帮手(这个规定最早出现在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中,198I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具体规定了雇工的最高限额。)。这个政策也是依据经典,雇工8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理论分界点。但现实很快突破了这个限制,结果引起很大争论。《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的方针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看一看再说”(1982年12月和1984年10月,陈云、邓小平先后谈到这个方针。参见《陈云年谱》(下)第316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这个方针的提出,对决策者来说,多半出于绕过争论的策略考虑,事实上默许了雇工经营的自发发展。于是,以1984年为拐点,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据安徽统计,1983年及其以前开业的私营企业有370家,发展最快的是1984年(644家)和1985年(1336家),分别比上年增加1.74倍和2.07倍。其他地区如浙江温州、河北保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大体如此。参见王长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私营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特别是在原来集体经济力量不强的地区发展很快。如浙江省温州市1987年有私营企业1万多家,产值占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70%。福建省晋江市有私营企业4500多家,产值占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84%。(参见李惠根:《全国私营经济调查研讨会情况》,《上海农村经济》1988年第5期。)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肯定“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自50年代消灭私营经济以来,重新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农村突破的意义

  农村改革的突破具有全局性意义。不过它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是领导人预先选择的改革突破口。自始至终参与决策的杜润生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页。)

  农村改革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最初的农业政策基本属于调整的范畴,并没有把体制革新提上日程。然而,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引导出农村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为农民松绑解禁,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调整宏观农业政策,让利于民,又使农民的选择获得了利益刺激。于是,多数农民选择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农村改革率先突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从农业全盘集体化之时起,农民中就存在一种离心倾向,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对农民的吸引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以获利,二是有了自由。相对于城市工业,农业是计划控制较为薄弱的部门。农民从未像城市职工那样被政府“包”下来过,因而对旧体制没有留恋。包干到户对农民来说并不陌生,它不过是回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传统的家庭经营,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公正性,避免了震荡和冲突,减少了农民对不确定性的担心。如果把集体化比作筑堤,包干到户就像决堤,“势不可挡”。(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72—73页。)农村出现的这股潮流,在城市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传统的观念中,坚持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吗?”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包括中央和地方许多官员。单有农民的选择,没有一批官员的同情、默许、支持和政策的跟进,农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突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支持、引导;二是犹豫之后转而支持;三是坚决反对。支持者的策略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让农民吃饱肚子是政府当前的首要责任,强调包产到户只是局部的试验,风险可以控制。为使大家容易接受,杜润生为包产到户起了个繁复的学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寻求共识的策略是等待,不施加压力,让事实来说话(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说:“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7页。)。农村改革对增产的显著效果为自己获得了合法性。改革既给农民带来好处,又丰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时满足了政府足额收购的要求,使国家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安全无虞,说服了许多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人,从意识形态上提出的反对意见不足以阻止农村变革的进程。

  农民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的确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大大提高了改革的声誉,9亿农民稳定了,也使决策者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下从容地推进城市改革。农村突破的意义更在于它推动了市场化趋势。一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其中孕育出一批雇工经营的大户,私人经济破茧而出。二是开拓出一片市场。先是城乡农贸市场的恢复和繁荣,继而出现农民长途贩运,异地经商,出现了各种专业市场。三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而且出乎人们预料。地方政府的扶持是重要原因,但原动力来自民间,改革激活了农民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乡镇企业灵活的内外机制使它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和自生能力。即使在1989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期间,乡镇企业受到很大压力,它的总体增长率仍然高于国有企业。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88年的24%提高到了30.83%。(樊纲:《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路径》,《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其出口所占比重也由1987年的11%上升到1993年的35%。1985年至1990年,全国税收净增的21.6%是由乡镇企业贡献的,此外还支付了约1/3至2/3的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制度外财政收入。(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80年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引擎,同时成为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推力(据吴敬琏回忆,1990年夏天,他从欧洲访问回来时心情悲观,但当他9月到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时,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柳红:《“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北京日报》2003年2月17日。)。农村改革的后续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民工潮”不期而至,却并非偶然,这是长期封闭式人口管理积聚起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进城冲动的集中迸发。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无疑是制造“中国奇迹”的主角之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功不可没。“民工潮”出现的历史含义,更在于它为解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持续的压力,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城镇化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平等,让进城农民真正变成市民。然而,如果没有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这一过程至今可能仍然难由政府启动。

  开放推动改革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如果说国内经济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这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在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手上,中国通向西方的政治障碍已基本拆除;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期。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注入增长动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肯定对外开放对增长的贡献。除了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的资金瓶颈以外,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本国的技术变迁,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奇迹”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二是利用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转引自丁一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2005年11月30日http://www.iwep.org.cn/。),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人甚至把中国的高增长归因于外部因素。认为“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近30年,中国恰好遇到了两个外部历史条件: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些条件在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都没有,因而当时不可能出现今天这种经济增长。中国不过是加入了世界潮流,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陈志武:《慎言中国经济奇迹》,凤凰网,2007年6月16日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706/0616_23_136459.shtml。)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仍然需要解释,同样的条件为什么唯独钟情于中国?显然与中国内部因素有关。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劳动力成本等,这些增长因素在制度创新中得以释放。尤其是极其充沛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能够持续高增长的独特因素。众所周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率先起飞,是由两大因素推动的:一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二是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拿低工资又特别吃苦耐劳的农民工。

  第二,引入市场因素。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9年初,邓小平请原资本家荣毅仁出来主持引进外资之事,具有象征意义。荣毅仁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得到邓小平的首肯(李鸿谷:《历史中的荣毅仁与邓小平》,中国经济网,2005年11月3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511/03/t20051103_5106092_1.shtml。)。经济特区更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区。1992年6月,邓小平肯定地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347页。)深圳特区开办之初,就有“按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明确指向。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特区政府做的工作,主要的不是直接招商引资而是体制改革,包括劳动、工资、价格、土地使用、外汇管理、资本市场等一系列方面(杨继绳、萧冬连对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访谈(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这种市场化试验起到了为全国探路的作用,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再到腹地,市场化逐步扩散开来。中国的企业经理们从与外商打交道过程中逐步理解了什么叫市场经济,逐步学会了市场运作。对外开放把国际竞争引入中国,竞争是改革的动力,逼迫国有企业为了提高效率而改革体制。

  第三,提供思想资源。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中国必须改革,这个结论是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的,但这并不一定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生活得太久了,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谁都没有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对外交往扩大以后,官员和学者才第一次亲眼看到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已经摆在那里,这为中国提供了具体的参照物,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接触现代经济学是一次思想启蒙,那些对改革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重新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训练以后,才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明晰起来的(1983年1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53岁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甚至旁听大学生的课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补课。这为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奠定了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对于西方经济理论和国外专家建议,决策者采取了开放的心态。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就是一例。来自国外的顶级经济学家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与会的外国专家有:凯恩克劳斯(英国)、埃明格尔(联邦德国)、托宾(美国)、拜特(南斯拉夫)、布鲁斯(原籍波兰)、科尔奈(匈牙利)、阿尔伯特(法国)、琼斯(美国)、小林实(日本)以及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和伍德。中方参加的主要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陈如龙、童大林、尚明、高尚全和一些中青年经济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共30余人。)超越意识形态,就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展开了一次无拘束的对话,这次会议在帮助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理清思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回忆说:科奈尔“宏观间接调控”的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把它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萧冬连对安志文的访谈(2007年8月2日、3日、10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是,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更何况中国是这样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可测的风险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主要诉诸于自己的实践的探索。例如价格双轨制以及一系列双轨运行的过渡方式,就是中国本土的创造。

  越过市场化门槛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颈。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进”,即改革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这是因为当时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原有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动。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遭遇到两道难过的坎。一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二是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的空间已经用完,而企业并没有真正搞活。到90年代初,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企业“内部人控制”对资产利润的侵蚀,加上市场疲软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放权让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尽,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触动产权及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提出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是在抛弃它。他们认为,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在决策层召集的座谈会上,两派学者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焦灼情绪。

  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口发表的。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是改革开放。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实,客观情势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体制外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坎,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坎,“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过了它的临界点。经济改革重点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悄无声息地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与世界接轨。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展开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由此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9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80年代不能比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中国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证明,最近30年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适应时代趋势的,150年多来,第一次把中国带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现今的中国无疑是民族复兴最有希望的一个时期。然而,中国的改革尚未完结,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本文作者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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